“嗯，我知道。”

“行，你能开口把真相告诉我，已经是朝胜利迈了一大步了。你也别有太大的思想负担，调整好心情，余下的事交给我就行。”

十多天后，开庭了。

我被带到法庭上时，看到我爸妈、周寥都来了，我妈一看到我就捂着嘴哭了起来，我爸搂住她轻拍背，在安抚她的情绪，周寥在给她递纸巾。

葛言则在最后面的角落位置上坐下，我淡淡的瞟了他一眼就收回了视线。旭旭没来就好，我可不想让旭旭看到我这样。

案子开庭，如我的律师所料的那样，对方律师果真抓住他们破门而入后看到我试图去碰她腿的事做文章。

当天在场的医生和护士都出庭作证了，他们的说辞基本一致，说门一推开就看到洪秧站在护栏上，而我靠得很近，但不确定是想救她，还是推她。

我的律师则说我和死者的关系很亲近，毕竟在她产前跌倒在浴室、打不通父母电话的情况下，第一个打给了我，我接到后联系了救护车，并立马赶去救她。

律师还提供了钱子枫的车载记录，显示当天在堵车的情况下，我们从公司附近赶到她家，一般要一个多小时，但当天我们抄了小路，用了40分钟就赶到。若我真有杀人之心，大可拖延点时间。

我的律师又申请新的证人，她家的保安也出庭了，证明我当天确实挺着急的想进屋救洪秧，保安最后还补充了一句，说他晚上巡逻时，好几次都听到他们屋里传来哭泣时或者是救命声，但他毕竟是打工的，又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事，就没多管闲事。

那一刻，时间仿若静止。不论是尖叫声，还是警察和消防员们冲上去的动作，都像电影里的慢镜头，被拉得很慢很慢。

那一刻时间又如策马奔腾，似乎一下子就过去了，有两个警察一人抓住了她的一条腿。我和其他人的心都揪在了一起，惊呼后松了口气儿。

其他人也扑了过去想齐心尽力把洪秧拉上来，可她真的对这个世界毫无眷恋，一心想求死，竟然把她腰间的皮带一扯，再挣扎间她掉了下去，警察手里尽剩一条裤子……

后续的事我不太像复述，回忆，因为那是一段特别痛苦的记忆，加上经常叨念死者，据说会让把她的灵魂捆绑在阳世，会让她在另一个世界过得不幸。

我们绝大多数人也如洪秧临死前说的那样，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是无神论者，但当现实太过苦闷时，我们的灵魂还是得找寻另一个出口。

我只记得洪秧不治身亡，几乎是摔下去几秒后就死了。

当晚，我就被她妈妈指认为杀人凶手，毕竟她临死前最后一通电话是打给我的，也只有我一个人陪她在阳台。上面没有监控，没有能证明我没有怂恿她跳楼的证据，所以我的辩解显得乏力。

我也没有想辩解的想法，说真的，就连我自己都觉得洪秧的死与我有关。如果葛言没因为我而设局陷害她，如果我提早察觉葛言的计划而拦住，更确切的说法是如果我没在上海与葛言重逢，没有一起去纽约出差，没有与他相爱，那这一切都不会发生。

追本溯源，葛言有错，但我也难辞其咎。

我向来知道这个世界太浮躁，生命太脆弱，可洪秧的事却让我感受太深刻。我突然觉得就这样被关进监狱也挺好的，至少能用这种方式来弥补我的愧疚和自责，也能用来逃避现实的世俗世界。

所以对于洪秧父母的指控，我的沉默成了默认，我拒绝聘请律师，但葛言和周寥知道后，积极为我奔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