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指出的是，对象惠帝这样智力水平的人的正确了解，并非一件易事，不仅在一千多年前的古代中国不易作到，在医学发达的现代国家，对于患者亲属来讲，也仍然是不容易的[41]。

武帝在生前已安排了辅佐惠帝进行统治的大臣，希图造成一种各方面力量相互拮抗的均衡状态，以免大权旁落。由于权力分散，任何一方打破均衡的企图，都必须会受到其它各方的制约。但是，由于惠帝完全缺乏治理国家的能力，只能成为一个受人摆布的傀儡，这种最高权力的虚悬，导致了各方都无休止地追求最高权力，从而形成了均衡的建立与打破，再建立与再打破的循环状态。因为各方面都不占有压倒对方的优势，所以借助外力来打破这种权势均衡就是理所当然的选择。这引起了潜在民族矛盾的爆发，在权势均衡被打破的同时，民族间的均衡制约也被打破了，使得中国历史上揭开了五胡十六国的一页。

这一进程的发生虽然是多年矛盾郁积爆发的结果，但其诱发因素却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即不是由于客观因素而主要是惠帝个人生理上的缺欠所决定的，这一偶然因素大大加速了各种矛盾的爆发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惠帝由于生理上的缺欠而表现出来的无能恰是对这一历史时期所打上的最深的个人烙印。

同时，这又促使我们不仅要注意那些在位时有所作为而在历史上留下痕迹的统治者，还必须注意那些在历史上因无所作为而被忽视的统治者，有时无所作为也正是他在历史上所留下的痕迹，这同样需要作为影响历史发展的因素来加以重视和研究。

原载《中国历史大辞典通讯》第4期，后收入《六朝士族探析》,中国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0年。

[1]《晋书》卷31《后妃传》。

[2]《晋书》卷31《后妃传》。

[3]《晋书》卷40《贾充传》，卷45《任恺传》。

[4]《晋书》卷45《任恺传》。

[5]《晋书》卷44《李胤传》。

[6]《资治通鉴》卷80晋武帝咸宁二年。

[7]《晋书》卷40《贾充传》。

[8]《晋书》卷36《卫瓘传》。《通鉴》卷80晋武帝咸宁四年十月条略同，但开头一句作：“是时，朝野咸知太子昏庸，不堪为嗣。”

[9]《晋书》卷45《和峤传》，并参见《世说新语·方正第五》“和峤为武帝所亲重”条及刘孝标注引干宝《晋纪》、孙盛《晋阳秋》。

[10]《晋书》卷45《和峤传》。

[11]《晋书》卷31《后妃传》。

[12]《晋书》卷41《李熹传》。

[13]《晋书》卷24《职官志》。

[14]《晋书》卷39《荀顗传》、卷38《齐王攸传》、卷39《荀勖传》、卷59《汝南王亮传》、卷44《石鉴传》。

[15]《晋书》卷45《任恺传》、卷44《李胤传》、卷43《山涛传》、卷36三六《卫瓘传》。

[16]《晋书》卷40《贾充传》、《杨骏传》。

[17]《晋书》卷43《王衍传》、《乐广传》，卷47《傅祗传》，卷44《郑默传》，卷45《郭奕传》，卷44《卢浮传》、《华峤传》，卷36《卫瓘传附子恒传》，卷55《夏侯湛传》，卷46《李重传》，卷41《魏舒传附子混传》，卷52《华谭传》，卷49《阮籍传附子浑传》。

[18]《晋书》卷3《武帝传》：“爰至末年，知惠帝弗克负荷，然恃皇孙聪睿，故无废立之心。”参见同书卷53《愍怀太子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