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你犯了什么大错？”

“我功课不好。因为我得罪了老师。”

“我知道了，是不是那次军理课艾夭发彪那次？你真是疯了，怎么能当面顶撞他呢？”

“是包括这件事，但也不仅仅是这件。”

“还有什么？”

于是我只好一五一十的把体育课顶撞老师，军理课可能不及格，再加上申请了助学贷款，发放的必要条件是必须每门功课都通过都一古脑儿说了，其间还不忘用春秋笔法，隐恶扬善了一通，好让听者觉得我并不是一个不思进取不可救药的坏人。

听我述完，她聊表关切和安慰道：“老师不会那么小肚鸡肠，公报私仇吧？”

“我有强烈的预感会这样。”倒不是我故意把问题向坏里说，而是的确有此一虑，并且确信不是杞人忧天，尽管我并没有像鲁迅那样经常“不惮以最大的恶意揣测中国人”。

“不会没有挽回的，事在人为。”

“有什么办法？”

“除非你自己愿意走，不然没人能让你走人。”

“怎么说？”

“只要你想留下，你就一定能留下。”

“凭什么说得这么肯定，你以为你是校长啊。”

“我不是校长，但是我能肯定会这样。”

“你没有这个权力。”

“没错，但是只要你肯争取，就一定有办法度过这些困难。”她的话斩钉截铁，我猜测大概是当惯了干部，经常发号施令的缘故。

“如果我不愿意争取呢？”

“你一定要争取。”

“为什么？”

“就当是为了我吧。行吗？”

“好。”我只好答应。

说话间已到了公交车站。

“幸好还有最后一班公交车，不然就惨了，。明天还要考上机作业呢！”上了车后。奕晴庆幸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