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这30年里，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伴随着伟大历史的进程，中国的音乐事业也有了巨大的发展。最近，我经常回想一些亲身经历的音乐生活，感慨良多，不能释怀，我说出来，就算是为音乐历史留下一点资料吧。

粗略地回想，这30年的音乐发展大致上经历了三次高潮。

一、从粉碎“四人帮”到建国30周年献礼演出和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形成了第一次音乐高潮。

粉碎“四人帮”后最早流传两首作品，一是歌曲《祝酒歌》：“美酒飘香歌声飞，朋友啊请你干一杯，胜利的十月永难忘，杯中洒满幸福泪。”《祝酒歌》唱出了粉碎“四人帮”、结束“十年浩劫”后，人们无比喜悦的欢乐心情。另一首是管弦乐《欢庆舞曲》。记得是在1977年7月下旬的一天，国庆办公室的一位我以前不认识的年轻人来到我家，对我说：“今年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国庆节，天安门广场要举行焰火晚会，各界群众将组成110个舞圈跳集体舞，国庆办公室正在征集舞曲，办公室希望你能参加应征，写出后用钢琴弹奏录下小样送审，

选上后再写管弦乐总谱，由中央乐团录音发给各界群众。”几天后我交出了小样，再几天后通知我写总谱，再十天后这位年轻人到我家取走了总谱，中央乐团很快进行了录音。国庆节的当晚天安门广场一片欢腾，响彻着《欢庆舞曲》，十几万人伴随着《欢庆舞曲》翩翩起舞，兴高采烈，有如奔涌着欢乐的海洋。之后《欢庆舞曲》出唱片，出总谱，还成为中央电视台一段时间内一个栏目的开始曲。转年，国庆办公室又约我再为1978年的国庆晚会写作《欢庆舞曲》的姊妹篇《节日舞曲》，并准备拿到上海去录音，后因那次晚会没有举行，此事也就停止了。但《节日舞曲》被改成了军乐，直到现在还时有演奏。那位国庆办公室的年轻人就是现在中国音协的于庆新同志。

就我个人来说，1977年至1979年这三年是我音乐创作中经历的一个高峰期。继两首管弦乐曲之后，又为武汉军区描写陈毅元帅的话剧《东进！东进！》作曲，写了7首陈毅诗词歌曲。紧接着又为叶剑英元帅诗词《八十书怀》、周恩来总理诗词《大江歌罢掉头东》作曲，并于1978年底接受了中央歌剧院为建国30周年献礼的歌剧《记住啊请记住》作曲。之后紧接着又为中国歌剧舞剧院向建国30周年献礼的歌剧《星光啊星光》作曲。与此同时，我还担负着八一厂的故事片《雪山泪》、峨眉厂的

故事片《挺进中原》、珠江厂的故事片《梅花巾》的作曲任务。两部歌剧、三部电影同时进行，偶尔还穿插一两首其他的歌曲作品，时间非常紧张。因为家里居住条件不好，我们写作组借住在空军学院招待所。开始阶段，中国歌剧院的车每星期六下午4点来接我，星期一早9点从家里接回来，这样就有一天多时间不能保证写作。后来改为星期二下午6点接我，星期三上午9点再把我送回来，在家里住一个晚上，但时间还是不够用。再后来干脆就不回家了，有整整一个多月没回家。《星光啊星光》初稿46段唱26天就写出来了，音乐像开水龙头似的从心中流淌出来。我写出来之后交我同学沪邑同志修改，然后再交由歌剧院一位同志、福空文工团一位同志和沪邑三人进行配器，因为我实在没有时间了，中国歌剧院急等着排练。开始在福州空军初排并试演，后来回北京在中国歌剧院联排，在中央党校彩排，在天桥剧场公演。演出时盛况空前，一票难求，各界观众络绎不绝，非常踊跃。中国剧协、中国音协、建国30周年献礼演出办公室纷纷召开座谈会，《光明日报》头版头条，媒体大量报道，该剧还为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作了专场演出，形成了粉碎“四人帮”后的音乐高潮。

这次音乐高潮的兴起绝非偶然。十年浩劫，“四人帮”

的文化专制主义，万马齐喑的局面一旦被冲破，文艺家激情迸发，豪情满怀，创作出大量激动人心的作品。由中宣部、文化部等六个部委组成的建国30周年献礼演出办公室评出大量优秀作品，仅音乐作品分获一、二、三等奖的就有几十部，我有三个作品获得一等奖。

这次音乐高潮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根本原因是思想解放，也就是破除“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小平同志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但是，当时思想认识并不统一，分歧还在。《星光啊星光》是较早否定“文革”的一部歌剧，剧本写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交我作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之初，距1981年中央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作出否定“文革”的结论还有两年多，所以编剧、作曲请他们的领导来审看领导都不来，因为不好表态。我们头上顶着压力，当时我们几个作者就说：“那咱们就文责自负吧。”事后当一切都明朗时，曾有记者问我：你当时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作品？我说，只有一句话：那就是“文革”这样的历史绝不能允许它重演！7月份在中央党校彩排的第二天，中央党校教育长宋振庭同志对我们几个作者说：“同志们哪！你们的戏在我们中央党校引起了轩然大波；看完戏的第二天上课，

开讨论会时学员们都不讨论原来规定的题目了，竟讨论你们的戏了，焦点是‘文革’能不能否定，争论非常激烈！”1979年10月底召开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同志在报告中说：“粉碎‘四人帮’之后歌剧也有好作品，比如《星光啊星光》就是好作品嘛！”此话一出又引起了反对。周扬看到简报的当天晚上就去看了《星光啊星光》的演出，并于当晚召开各代表团团长会议，他说：“文代会的报告不是我一个人写的。做报告时我还没看过这个戏，看了简报后我才特地去看的，我认为我不但没有说错，而且说得还不够！”记得那一段时间，每天都有一些老同志去看戏，我们编剧作曲每天都到剧场去听取反映，老同志们看戏时往往是热泪盈眶，甚至是痛哭流涕。上海市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长陈沂同志在剧场就向我要剧本和曲谱，说要带回上海，让上海歌剧院演出。转年我去上海录音见到陈沂同志时，他说：“开始歌剧院有顾虑，怕卖不出票钱，我说赔钱市委给你们补上。结果一个月内在小剧院连续演了29场，不但没有赔钱，还挣了钱。”陈沂在上海《文汇报》上发了整版文章给予好评。在剧协座谈会上，当时中央歌剧院的作曲家黄安伦说：“看演出时，我对观众做了调查，反映强烈，音乐和故事非常动人，我和身边的一位工人都哭了！”中国音协主席吕骥同志

看过戏后上台说：“不是说粉碎‘四人帮’后音乐界没有作品吗？这不就有了吗！”

从粉碎“四人帮”到国庆30周年献礼演出和第四次全国文代会，这是第一次音乐高潮。从我个人的亲身经历，特别是创作历程可以看出，当时的创作热情是多么高涨！人民的命运、时代的风云和作者的联系是多么紧密，对一个作者产生了多么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