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无法承受他一次次像被甩到岸上的鱼，失去了水的滋润，慢慢地变得干燥，最后大张着嘴巴，因为呼吸不到氧气而死去的痛苦。太煎熬了，太揪心了，她同样也在受着酷刑。

第二天，她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颤抖着手打通了那个电话。

事情并没有她预想的那样顺利。在持续沟通半个月之后，“那个人”才终于给她机会和她见面。

“你一个人来。”对方简短地撂下一句话之后，就挂断了。

她在原地等了差不多二十分钟，对方终于露面了。

一个身材不高，略微发胖的男人。戴着口罩，看不清脸，但是从头发，眉眼来看，恐怕也五十多岁了。

“你来了。”那个人沙哑着嗓子说道，他伸出手，“身份证给我。”

“干，干什么…”沈文清惊慌地问道。

“验明正身。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警察派来的。”那个人不耐烦地说道。

沈文清想了想，把身份证递给了他。

他拿着身份证，来回看了几遍，然后拿出手机拨了个号，

“喂？我是大黄，你把这个号码查一下。”说着他把手里的身份证号念了一遍，然后就把电话挂了。

过了约摸一分钟，电话回过来了，他接起来，嗯了两声，看了看沈文清，把身份证扔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