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说的是，一些水管工人抵达梵蒂冈进行修理工作，这位教皇听到了其中的一位是如何以整个神圣家族之名开始咒骂别人的，于是他便走过去和蔼地问那位工人：“你为何一定要这样说呢？为什么不像我们大家那样，说‘他妈的’（merde）呢？”

我下面要讲的三个故事涉及比较严肃一些的主题。在他的书中一些很少的段落里，谈到了他作为龙卡利主教时和罗马教廷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一麻烦看来始于1925年，当时他被任命为保加利亚的“使徒访者”（Apostolic Visitor），这是一个“半地下状态”的岗位，他在这里待了十年。他从未忘记他在这里的不愉快——二十五年后他仍然写道：“生活单调乏味，这是一段漫长的、每天都在刺痛和摩擦中度过的日子。”当时，他几乎立刻就意识到，“许多麻烦……其实并不是由保加利亚人引起的，而是由教会机构的中心组织所造成的。这是一种折磨和羞辱人的方式，我从未想过它们会如此深地伤害到我”。早在1926年，他就开始在写作中把这一冲突称为他的“十字架”。而到了1935年，事情开始有了转机，他被调任为伊斯坦布尔的“使徒代表”（Apostolic Delegation），在那里他又待了十年，直到1944年他获得他的第一个重要职位——驻巴黎的“罗马教廷大使”。然而，再一次，“在我对当时局势的理解方式和罗马教廷对事情的判断之间出现了分歧，这严重伤害了我，而这是我唯一真正的十字架”。他待在法国的那些年里，我们不再能听到这样一些埋怨了，但这并非因为他已经改变了他的想法，而只是他已经习惯了教会世界的种种行事方式。在这种心态中，他在1948年写道：“（我的这些同事、好神职人员们

）在对待那些卑贱、贫穷和居于社会底层的人时，流露出了怎样的不信任和粗鲁啊……这让我感到痛苦不堪”，并且，“这世上所有的聪明人和精明者，包括梵蒂冈的那些人，显露出的是如此可怜的形象——如果用耶稣和圣徒们所发出的单纯、仁慈的光来照一照他们的话”。

根据他的这本自传，他是在战争期间的土耳其开始与犹太人组织进行接触的（并且，他有一次阻止了土耳其政府把数百名从欧洲纳粹占领区逃亡而来的犹太儿童重新运回德国

）。他后来为此对自己进行了非常罕见的自我批评——尽管对所有的“良知测试”而言，他一点也用不着这样做。他写道：“我为什么就不去、为什么就不能做得更多呢？为什么我不去作一些更坚决的努力，来抵制我天性中的倾向呢？是否我对舒适和安宁的追求——我认为它们与主的精神更能保持和谐——其实只是在掩饰我对拿起武器作斗争的勉强？”然而，在那个时代，他只有一次允许自己发怒。在德国向俄国开战时，德国大使弗朗兹·冯·巴本（Franz von Papen）找到他，请他利用他在罗马的影响力来让教皇宣布支持德国。他对此的回答是：“那么，我又怎么去向数百万被杀害在波兰和德国的犹太人——你的同胞们——交待呢？”当时是在1941年，大屠杀刚刚开始。

下面几个故事触及了这些主题。据我所知，由于现存的关于约翰教皇的传记中没有一本曾提到过他与罗马教廷的冲突，因而即使它们否认这些故事的真实性，那也完全不足为信。第一件事是关于他在1944年去巴黎前，拜见庇护十二世（PiusⅫ）时的逸闻。庇护十二世在开始接见他时，先告诉这位新任命的罗马教廷大使，他只有七分钟时间可以和他谈话。于是龙卡利就立刻提出告辞，并且说：“既然这样，那么剩下的六分钟也是多余的。”而第二件事则很有趣，它讲的是一位从外国来的年轻神甫在梵蒂冈非常勤快，试图在高层神职人员那里获得一个好印象以便于晋升。据说，约翰二十三世曾对他说：“亲爱的孩子，不要再这么焦虑了。你应该放松些，同时相信在审判日耶稣不会过来问你：你和宗教法庭相处得怎么样？”最后一件事是一篇报道，里面说他在逝世几个月前收到了霍赫胡特（Hochhuth）的剧本《代表》（The Deputy），有人问他该怎样来反驳它。而他却照着这个人的话回答说：“反驳它？你能做什么来反驳真相呢？”

以上这些故事从来没有公开发表过。然而，尽管在关于他的文献中一部分文献有些奇怪的变动，但是在其中我们仍然足以发现它们。（如果“口头传统”的说法是真的话，那么约翰教皇就接见过第一个犹太使团，并问候他们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而这句话是《创世记》中的约瑟，在埃及与自己的兄弟们相认时所说的话。现在有报道说，这句话在他当选教皇、接见红衣主教们时也被他说过。我担心这个故事可能更加似是而非，但是无论如何，这句话在前一件事中的确是非常伟大的，而在后一件事中也同样非常好。

）所有这些故事都表明，他身上具有一种彻底的独立性，它来自对世事的真正超然，来自摆脱成见和习惯的伟大自由。这种自由通常会带来一种近乎伏尔泰式的智慧，一种令人惊讶的扭转局面的机敏。因此，他在反对在他每天散步时关闭梵蒂冈花园（据说关闭花园是因为以他的身份，不适合让普通人看到

）时，问道：“为什么人们就不能看到我呢？我又没有行为不端，是吧？”同样一种机智的精神气质——法语中称之为“esprit”（灵气

）——在另一个未发表过的故事中也得到了证实。当他还是法国的罗马教廷大使时，在一次外交使团宴会上，有一位绅士想令他难堪，于是便在餐桌上给每个人分发一张裸体女人照片。龙卡利看了一眼这张照片，便把它交还给这位绅士，并且说：“这位是您的夫人吧，我猜。”

他年轻时曾非常喜欢讲话，喜欢逗留在厨房中并讨论各种事物。后来他批评自己“天性倾向于像所罗门王那样下断语”，去教诲“汤姆、迪克和哈瑞他们……在某种情况下该如何行事”，并且爱管闲事，“无论是报纸上的、主教们的事情，还是每日的话题”。他还会“拿起武器，来捍卫我认为遭到了不公正攻击的东西，以及我觉得值得拥护的事物”。无论他是否曾克制住这些品性，他肯定从来没有丧失过它们，它们一直在他身上伸展，直到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受到“折磨”和“羞辱”的时期（他认为这对于他灵魂的圣化非常必要

）之后，他突然就抵达了天主教教阶的最高位置。在这里，不再有上级的声音告诉他“上帝的意志”。在《灵魂之旅》中他写道，他明白他已经“接受了这项服役：对主的意志的纯粹顺从。这项服役通过红衣主教团的声音传达给我”；也就是说，他从来就不认为是红衣主教们选举了他，而永远是“天主选取了我”。这样一种信念，肯定又因为他对自己当选的纯粹偶然性的意识而得到了极大的强化。正是由于他知道这根本就是一场误解，他才能够写出下面这些话，它们不是在宣称某种教条式的普遍性，而只是向他自己指出：“基督的代理人知道基督要求他什么。”《灵魂之旅》的编者、约翰教皇的前任秘书路易斯·卡波维拉（Loris Capovilla）经理，在这本书的导言中提到了一些肯定会让许多人恼怒和困惑的事情：“他在上帝面前保持的谦卑，以及他在人们面前对自身价值的清醒意识——它是如此之清醒，以至于它让人感到不安。”但是，尽管他有着绝对的自信，并且不向任何人征求意见，他仍然没有犯假装知道未来的错误，也没有假装知道自己努力的最终结果。他总是像野地里的百合花那样，满足于“日复一日”，甚至是“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生活。他为自己这种崭新的状态立下了如下“行为的基本法则”：“不为明天而忧虑”，不去“为未来作人工的准备”，小心地“不去向任何人自负和随便地谈论它”。正是他的信仰——而非神学或政治的理论——一直在守护着他，使他能抵制“所有对恶的纵容，并希望这样做能对某些人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