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刊于《古今农业》（北京）（总第66期）2005年第4期，第22～29页。

ancientandodernagriculture,beijgcha,66,(4),2005:22～29

《唐宋时期阿拉伯农作物和药材品种在中国的传播》

韩毅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北京10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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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宋时期，中国和阿拉伯诸伊斯兰国家展开了频繁的科学文化和经济交流。随着回族的东来，阿拉伯珍贵的农业和药材业品种，也源源不断地通过丝绸之路输入到我国。这些由阿拉伯民族新输入的经济品种，不仅增加了我国农业和药材业的种类，而且也丰富了各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对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开发，起到了重要地促进作用。

关键词：唐宋时期阿拉伯农业药材业中国传入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孙小淳研究员主持的“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项目。

作者简介：韩毅，男，1975年9月生，甘肃省临洮县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科技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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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中国和阿拉伯诸伊斯兰国家展开了频繁的科学文化和经济交流。随着阿拉伯民族的东来，海外珍贵的农业和药材业品种，也源源不断地通过丝绸之路传入到我国。随着它们的推广，我国古代的农作物结构在唐宋时期发生了新的变化，即经济性作物的比例在农业生产中明显增加。这些新输入的经济品种，不仅增加了我国农业和药材业的种类，而且也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进步。阿拉伯农业和药材业品种的传入，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件大事。19世纪末20世纪以来，随着中世纪阿拉伯文、波斯文、梵文、突厥文、回纥文文献的出土与面世，以及国外法文、英文、俄文资料的发现和汉文史料的整理与刊布，国外学者得·胡耶（·j·degoeje）、巴拉兹（st·bazs）、马斯伯乐（h·asero）、巴托尔得（v·barthold）、米诺尔斯基（v·orsky）、波义耳（a·boyle）、葛兰尼（·grant）、费琅（g·ferrand）、劳费尔（b·ufer）、夏得（fr·hirth）及我国学者张星烺、陈垣、冯承钧、白寿彝、季羡林等人，对中世纪阿拉伯与中国古代经济文化交流，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1]］但对于唐宋时期阿拉伯农业和药材业品种在中国的传入，目前的研究尚显薄弱，仍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中外文献，对唐宋时期阿拉伯农业和药材业品种在中国的传入，做一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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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作物新品种的引进与传入

据汉文史料《酉阳杂俎》、《岭表录异》、《诸蕃志》、《岭外代答》及穆斯林史料《药草志》（traitedessiles）、《博物志》（histoirenaturelle）、《东域纪程录丛》（cathayandthewaythither）、《阿拉伯舆地丛刊》（bibliothecageograhoruarabiru）的记载，唐宋时期输入到中国的阿拉伯农业品种，数量众多，品种各异。［[2]］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一书里，保存了大批唐代从阿拉伯引进、传入的农业新品种，在中国农业史上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bufer）在《中国伊朗编》（so—iranica）一书中，对《酉阳杂俎》的农学价值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段成式在大约公元八百六十年所写的《酉阳杂俎》里，提供了许多关于波斯和拂林植物的很有用的材料。”［[3]］南宋时期，赵汝适在《诸蕃志》中，又记载了从阿拉伯传入的、数量更多的农业新品种。这些新品种，种类繁多，在中国分布甚广，其中大部分作物后来成为我国农业经济品种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现据汉文史料和穆斯林史料的有关记载，对部分农业新品种的输入，列举如下：

阿月浑子波斯语agozvan的汉译，为漆树科的一种树或灌木，约有六种，原产于伊朗和亚洲西部。唐时由阿拉伯人传入中国。阿月浑子的果实是波斯和中亚人常见的食品。《酉阳杂俎》云：“胡榛子、阿月生西国，蕃人言与胡榛子同树，一年榛，二年阿月。”［[4]］《本草拾遗》亦云：“阿月浑子，气味辛温，清无毒。主治诸痢，去冷气，令人肥健。”［[5]］

葫荽又名芫荽，波斯语gosniz的汉译，原产于亚洲西部、波斯及埃及一带，唐时由阿拉伯人传入中国。孟洗《食疗本草》和陈藏器《本草拾遗》对这种植物的属性、生长周期、水文环境等，作了详细的记载。

胡椒波斯语ilil和阿拉伯语filfil的汉译，主要产于波斯、阿拉伯、非洲、印度及东南亚一带，唐时传入中国。《酉阳杂俎》云：“胡椒，出摩伽陀国，呼为昧履支。其苗蔓生，茎极柔弱，叶长寸半，有细条与叶齐，条上结子，两两相对，其叶晨开暮合，合则裹其子于叶中，子形似汉椒，至辛辣，六月采，今人作胡盘肉食皆用之。”［[6]］

回回葱原产于波斯和中亚地区，传入中国后，最早见于唐代孙思邈的《千金食治》，称为“胡葱”。宋代的《开宝本草》称“蒜葱”或“胡葱”。

蔽齐波斯语birzai的汉译，又称白松香，原产于叙利亚、波斯，唐时中国始知有此种植物。《酉阳杂俎》云：“蔽齐，出波斯国，拂林呼为玕勃梨他。长一丈余，围一尺许。皮色青薄而极光净，叶似阿魏，每三叶生于条端，无花实。西域人常八月伐之，至腊月，更抽薪条，极滋茂。若不剪除，反枯死。七月断其枝，有黄汁，其状如蜜，微有香气，入药疗病。”［[7]］

无食子波斯语uzak的汉译，原产于波斯、亚美尼亚、叙利亚和小亚细亚等地，唐时传入中国。无食子内含百分之七十单宁酸，古代用于医药、工艺及鞣皮制革等。《酉阳杂俎》云：“无石子，出波斯国，波斯呼为摩贼。树长六七丈，围尺，叶似桃叶而长。三月开花，白色，花心微红。子圆如弹丸，初青，熟乃黄白。虫食成孔者正熟，皮无孔者入药用。”［[8]］

八担仁原产于波斯，唐时传入中国，名为“婆淡”。《酉阳杂俎》云：“偏桃，出波斯国，波斯国呼为婆淡树。长五六丈，围四五尺。叶似桃而阔大，三月开花，白色。花落结实，状如桃子而形偏，胡谓之偏桃。其肉苦涩不可啖，核中仁甘甜，西域诸国并珍之。”［[9]］

波斯枣原产于波斯，唐时传入中国。段成式据波斯语xuran译为“窟莽”，宋代译为“纥莽”。《酉阳杂俎》称波斯枣“树长三四丈，围五六尺，叶似土藤。不凋。二月生华，状如蕉华，有两甲。渐渐开罅，中有十余房，子长二寸，黄白色，有核，熟则子黑，状类干枣，味甘如饴，可食。”［[10]］《岭表异录》载：“广州有一种波斯枣，木无旁枝，直耸三四丈，至巅四向，其生十余枝，叶如棕榈，彼土人呼为海棕木，三五年一着子，每朵约三二十颗，都类北方青枣，但小耳。”［[11]］

莳萝波斯语zira的汉译，原产于波斯，又名小茴香，葛缕子，唐宋时由陆路和海路分别传入中国。陈藏器《本草拾遗》称莳萝出佛哲，李珣《海药本草》称莳罗出马来亚之波斯。宋代时，苏颂《本草图经》记载此种植物已生长于我国岭南。

齐墩波斯语zeitun的汉译，即橄榄，原产于波斯、叙利亚一带,唐时传入中国。《酉阳杂俎》云：“齐墩树，出波斯国，亦出拂林国，……树长二三丈，皮青白，花似柚，极芳香。子似杨桃，五月熟，西域人压为油，以煮饼果，如中国之用巨胜也。”［[12]］

阿勃参叙利亚语aursaa的汉译，原产于阿拉伯南部，移植至巴勒斯坦一带，唐时传入中国。《酉阳杂俎》云：“阿勃参，出佛林国，长一丈余，皮色青白、叶细，两两相对。花似蔓青，正黄。子似胡椒，赤色。斫其枝，汁如油，以涂疥癣，无不瘥者，其油极贵，价重于金。”［[13]］

芦荟阿拉伯语aa或alwa的汉译,为非洲特产，尤以索科特拉岛（sotra）最为著名，唐时由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传入中国。李珣曰：“芦荟生波斯国，状似黑锡，乃树脂也”。［[14]］《诸蕃志》曰：“芦荟出大食奴发国，草属也。其状如鱼尾，土人采而以玉器捣研之，熬而成膏，置诸皮袋中，名曰芦荟。”［[15]］

指甲花又名海蒳，阿拉伯语hna的汉译，原产于波斯，宋时传入中国。段公路《北户录》云：“指甲花，细白色，绝芳香，今蕃人种之，但未详其名也。又耶悉弭花，白末莉花，皆波斯移植中夏。”［[16]］宋时阿拉伯人用此花制成染指甲颜料，《癸辛杂识续集》云：“凤仙花红者用叶捣碎，入明矾少许在内，先洗净指甲，然后以此付甲上，用片帛缠定过夜。初染色淡，连染三五次，其色若胭指，洗涤不去，可经旬，直到退甲，方渐去之。或云此亦守宫之法，非也。今回回妇人多喜此，或以染手并猫狗为戏。”［[17]］

阿魏波斯语angnyan的汉译，原产于波斯和乌浒河、阿刺海和里海东岸诸地。可作蔬菜、调味品和药物，助消化、健胃，治皮肤红种。其根为“回回茶饭”所用香料之一，味辛温，主杀虫，去臭，淹羊肉香味甚美。［[18]］中国史书《隋书》、《旧唐书》、《酉阳杂俎》、《诸蕃志》均载此种植物。

胡芦巴阿拉伯语huba的汉译，原产于波斯、美索不达米亚沙漠和西亚，野生，药材用，宋时传入中国南方各省。掌禹锡《本草》载此植物已成功栽种于广东和贵州。《本草图经》云：“今出广州，或云种出海南诸番，船客将种莳于岭外，亦生，然不及番中来者真好。”［[19]］

押不花阿拉伯语ya

uh或a

uh的汉译，原产于亚洲西部，由阿拉伯人传入中国。首见于宋周密《癸辛杂识续集》，称之为曼陀罗花，茄科，一年生有毒草本，夏秋开花，花冠呈漏斗状，白色。宋代时，我国中医已用押不花治咳逆气喘、胃疼等病。［[20]］

婆罗德梵语bhaltaka、波斯语badur及阿拉伯语bedur的汉译，原产于印度、南洋群岛、菲律宾及澳大利亚北部，宋时由海路传入中国。婆罗德“树似中华柳树，子如蓖麻子，方家少用之。”此树果被用于制墨水及染发之用，果皮可染棉花。［[21]］

从这一时期保留下来的各种农业史料来看，唐宋时期由阿拉伯民族引进、输入到我国的农业新品种，几乎含盖了海外农业种类的各个领域，尤以经济性作物和实用性作物为多。这些新的农业品种，不仅增加了我国农作物、园艺花卉、工艺产品的种类，而且也促进了农业、园艺业、工艺制造业及医药学的发展，在中国古代社会经济开发中具有重要意义。由于一些新品种具有多种用途，因而便很快在我国安家落户，成为我国农业生产中的必需品,对我国粮食结构的变化产生过很大影响。美国东方学家劳费尔（bufer）对于中国的此举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中国人的经济政策有远大眼光，采纳许多有用的外国植物以为己用，并把它们并入自己完整的农业系统中去，这是值得我国钦佩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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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珍贵药材品种的引进与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