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成远慢慢地说，“讨厌他的人是很多。我们是大学同学，因为校际辩论认识。他毕业后进了检察院，做检察官的时候很有些清高愤青，说话行事都不留情面，还和本地的大律师起了矛盾。”

“也包括你吗？”

“没有，他没两年就从体制内辞职了，改做律师。辞职后被联合打压，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工作。”江成远放松了些，背靠着轿厢，手仍然搁在肖舟身上，“不过他辞职倒跟我有关。”

肖舟看了看他。

江成远说，“我那时候接了一个案子，其中有一份有利于辩方的关键材料，在庭上没有出现，最后发现是检察院没有提交上去。提出质问后，当时负责那个案子的检察官的回答是，法律没有要求我们提交全部证据。”

江成远顿了顿，勾唇冷笑了下，“都说律师只为委托人说话，其实检察官也是如此，有时候也会为了让被告人定罪，而隐匿证据。立场不同，行事就不同。最后这份材料是季阳拿来给我的，判决还没下来，他就辞职了。”

“后来一场饭局上，我听他的同事说，他因为隐匿证据这事，跟当时的上司大吵了一架，甚至拍了桌子撕破脸，还是抗议无果。他就做了溜门撬锁的事，把材料偷了出来，事发后险些被下处分，但因为缘由不好听，所以作罢。其实他那时候快要升监察科科长了，是被上面点名提拔的青年干部，很受重视。可惜太不理智，年轻气盛，白白葬送了大好前程。”

肖舟没有想到季阳曾做过这些，很难把这么正义的事，跟自己看到的油头粉面，花枝招展得像个开屏雄孔雀一样的男人联系到一块儿。

“怎么，觉得不可置信？”江成远挑了眉问。

肖舟点头，“反差太大。”

江成远说，“他其实没什么变化，大学的时候也这样，生来就是个“体制出走者”，我一直觉得他待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