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委托的律师来见过我几次，但我只字未言，最后这一次，律师也沉不住气了：“梁小姐，你什么都不说，不仅对你不利，也会伤害到为了证明你的清白而努力的人们。我虽然不知道你三缄其口的原因，但你应该想想你的家人。你的父母带着孩子从三亚赶过来了，他们每天以泪洗面，都不相信你会做出这种事。如果被判刑是你想要的，那你的家人就得承受别人的指指点点，你觉得你的孩子能戴着他妈妈是杀人犯帽子健康成长，你的父母能戴着女儿是杀人犯的帽子安享晚年吗？”

律师的话让我麻痹的神经有所缓解，我想了想后，说：“你转告葛言，他不是很有钱吗？那就请他帮我爸妈和孩子移去精通华语的国家吧。去了那种地方，语言对他们的影响不会很大，又不会有人知道我的事，这就挺好的。”

律师还想说什么，但我无话可讲，提前结束了对话。

后来律师又来见了我几次，说原告要主张我死刑，若我还是默认罪行，那很可能会真被判死刑，毕竟这件事闹得很大，社会影响很恶劣。他让我好好考虑一天，若明天我还是不开口，那他会放弃替我辩护。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失道的我可谓四面楚歌，但还有真正关心我的人想破头皮的想救我，我是想认罪，想赎罪，可这对我的家人、朋友们也不公平吧？

我的想法第一次起了动摇，在经过一夜的纠结挣扎后，我还是决定说明当天发生的事情。至于偿还有多重方式，不一定要采用这种极端的作风。

律师第二天来见我，我把当天发生的事详细的告诉了他。

我边说律师边记录，记录玩后律师翻看记录：“洪秧打电话给你求救，你赶过去救她的事能说得通，毕竟有你们前后出现在医院和到达顶楼的电梯视频，再加上她摔下去时，你披在她身上的外套也掉了下去，这更能证明你是在帮她，而不是救她。”

我点点头，律师继续说：“我调取了她的病历，她产后得了躁郁症，还有抑郁，住院期间打过好几次镇定剂，出院时也开了缓解精神问题的药物。这能证明她是精神出问题后，受了她父母突然出现在外面的刺激，才跳楼的。不过……”

“不过什么？”

“洪秧的妈妈说门一推开，就看到你试图推她女儿。从你的立场来看，你肯定是要救她的，但他们的律师肯定会坚称你想推她下去，毕竟你们曾爱过同一个男人，又有过你们起争执的视频流传出去了，开庭当天他们的律师一定会拿这件事情做文章，你千万别慌，照实说就成。”

“嗯，我知道。”

“行，你能开口把真相告诉我，已经是朝胜利迈了一大步了。你也别有太大的思想负担，调整好心情，余下的事交给我就行。”

十多天后，开庭了。

我被带到法庭上时，看到我爸妈、周寥都来了，我妈一看到我就捂着嘴哭了起来，我爸搂住她轻拍背，在安抚她的情绪，周寥在给她递纸巾。

葛言则在最后面的角落位置上坐下，我淡淡的瞟了他一眼就收回了视线。旭旭没来就好，我可不想让旭旭看到我这样。

案子开庭，如我的律师所料的那样，对方律师果真抓住他们破门而入后看到我试图去碰她腿的事做文章。

当天在场的医生和护士都出庭作证了，他们的说辞基本一致，说门一推开就看到洪秧站在护栏上，而我靠得很近，但不确定是想救她，还是推她。

我的律师则说我和死者的关系很亲近，毕竟在她产前跌倒在浴室、打不通父母电话的情况下，第一个打给了我，我接到后联系了救护车，并立马赶去救她。

律师还提供了钱子枫的车载记录，显示当天在堵车的情况下，我们从公司附近赶到她家，一般要一个多小时，但当天我们抄了小路，用了40分钟就赶到。若我真有杀人之心，大可拖延点时间。

我的律师又申请新的证人，她家的保安也出庭了，证明我当天确实挺着急的想进屋救洪秧，保安最后还补充了一句，说他晚上巡逻时，好几次都听到他们屋里传来哭泣时或者是救命声，但他毕竟是打工的，又是父母和子女之间的事，就没多管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