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当我和奥斯卡·帕斯提奥谈话打算写他被遣送到苏联劳动营那段生活的时候，他告诉我一个年长的俄罗斯老妈妈曾经送给他一块绢布的手绢。老妈妈说，这是祝你们好运，你和我的儿子，愿你很快能回家，而我的儿子也一样。她的儿子和奥斯卡·帕斯提奥同年，也像他一样远离家乡，不过是在另一个方向，老妈妈说她儿子是在另一个劳动营里。奥斯卡·帕斯提奥曾经去敲她的门，像是一个饿得半死的乞丐，想用一块煤换点吃的东西。她让他进屋，给他喝了热汤。她看见他连鼻尖都滴下汤汁的时候，递给他一块白色绢布的手绢，一块从来还没有人用过的手绢。手绢有格子花纹边条，有用丝线精密刺绣的字母和花朵，真是美的东西，让这个乞丐既感到亲人相拥的温暖，同时又感到心如刀绞。这是一种矛盾交织的事物：一方面在绢布中深藏了安慰，另一方面，精细刺绣的字母和花朵又像一把尺子丈量出了他堕落底层远离文明的深度。对于这个女人来说，奥斯卡·帕斯提奥也是一种矛盾交织的事物：一个被世界抛弃而来到她屋子里的乞丐，又是失落在世界某处的一个孩子。在这两种人物角色中，他在这个女人的关爱姿态中既得到快乐，又承受到一种过高的要求。而这个女人对于他其实也是一身兼任两种角色：一个陌生的俄罗斯妇女，又是一个忧心忡忡的母亲，会问他这样的问题：“你有手绢吗？”

自从我听到这个故事，我就一直问我自己：“你有手绢吗”这个问题是否到处都有效？它是否在冰冻与解冻之间的雪光闪耀中也能向整个世界展开？它是否也能跨越千山万水跨越每一条边界？

尽管我已经说罗马尼亚语几十年了，但只是到了和奥斯卡·帕斯提奥谈话的时候，我才认识到，罗马尼亚语中“手绢”这个词就是“绢”。这是又一个例子说明罗马尼亚语多么有感悟性，可以让它的词汇直指事物核心。这种材料不绕弯子，它直接就代表了制造出的成品，“绢”就是“手绢”。好像是所有手绢，不论何时所造，何地所产，都是绢制成的。

奥斯卡·帕斯提奥把这块手绢珍藏在行李箱里，好像是一个双重儿子的双重母亲的圣物遗骨或舍利子。在劳动营五年之后，他把它带回家里。因为他的白色绢布手绢既给他希望也给恐惧。一旦你没有了希望和恐惧，你就是行尸走肉。

在我们谈论过这块白色手绢之后，我花了半个晚上，在一张白纸板上为奥斯卡·帕斯提奥做了一张词语的拼贴画：

比娅说逗点在这里跳舞

你正进入一高脚杯牛奶

洗浴于白灰绿色锌澡缸

几乎所有林林总总材料

领取邮包时你都会碰到

瞧瞧这里

我是坐火车匆匆旅行者

也是汤盘里面樱桃雪利

从来不和生人交头接耳

绕过电话总机直接交谈

那个星期后来我去看送给他这张招贴画的时候，他说，你应该贴上“给奥斯卡的”。我说：“不管我给你什么东西总是你的”。他说，“你必须贴上，不然这张白纸板不知道这是我的。”我就把画带回家，贴上“给奥斯卡的”，第二个星期再给他送去，就像我走出大门先是没有一块手绢，现在我第二次走回来带了手绢。

还有一个故事也是以手绢结束的。

我的外公外婆还有一个儿子叫马茨。三十年代的时候他们把他送到提米苏拉去学习商业，这样他将来就能接管家里的谷物生意和杂货店。那个学校里有德国来的老师，是真正的纳粹。马茨可能一面受到商人的训练，而更主要的是被培养成一个纳粹分子——按部就班地洗脑子。毕业的时候，马茨已经是个狂热的纳粹，成了另一个人。他狂呼反犹太人的口号，就像一个白痴让人不可理喻。我外公曾多次驳斥他：说家里的全部财产都要归功于犹太商人朋友预先提供的信贷。当这些都没有用的时候，我外公也扇过马茨几个耳光。但是这个年轻人的理性已经完全毁掉了。他在村子里做宣传，欺负那些拒绝去前线为纳粹卖命的人。马茨在罗马尼亚军队里本来有一份文职工作，但是他急于要把理论变成实践。他自愿报名参加党卫军，要求把他送到前线去。几个月之后他回村里来结婚，因为在前线见识到了战争的罪恶他多少变得聪明一点，他利用当时流行的骗人花招逃回来躲避战争。这个骗人花招就叫做：婚假。

我的外婆在抽屉最深处保存了两张她儿子马茨的照片：一张是婚照，一张是遗像。婚照上展示的是个全身穿白的新娘，比新郎还高一头，瘦削而严肃——长相真如麦当娜一个模子出来的。在她头顶顶着一个蜡制的花冠，叶子看上去就像雪片做成的。她旁边是身穿纳粹军服的马茨，一个士兵而不是一个丈夫，一个新娘保镖而不是新郎。他回到前线不久，遗像就很快送到家里来了。它展示的是一个被地雷炸成碎片的士兵。遗像有手掌大小：在一块黑色田地的中间是一块白布，上面有一小堆灰色的人体残骸。衬托在黑色田地上的这块白布，看上去就像孩子的手绢那样微小，像是画在中间的设计奇怪的一个白色方块。对我外婆来说，这张照片也是一种矛盾交织的事物：在白色的手绢上是一个死亡的纳粹，在她的记忆中是一个活着的儿子。我外婆终其一生都把这张意义双重的照片夹在她的祈祷书里。她每天祈祷，她的祈祷一定也都有双重的意义。从一个可爱的儿子到一个狂热纳粹的分裂也很可能伴随在祈祷中，祈求上帝也能脚踩两头维持平衡，给儿子一份慈爱，给纳粹分子一份饶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