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对杨景辰说这番话也有些愕然，惊讶于这个被皇帝提拔的铁杆帝党为何敢把臣子放在君主前面。

不过想到民众的地位还要更前，这些人也就释然了：

显然孟子的话只是说说，将来就算君臣民共治，也是“君为贵，臣次之，民为轻”。

不过不管如何，臣子都要加入进去，地位还要居中。

之前皇帝提出的“天子与万民共治天下”，开始被他们更认可的“君臣民共治天下”所取代。

杨景辰借着把“社稷”解释为“社稷之臣”，得到了很多臣子的称赞。认为他虽然效忠皇帝，却仍记得身为臣子的责任。

这样一位维护臣子地位的官员，显然是能够代表臣子的。将来成为首辅，也会让很多人服气。

韩爌看着在自己眼前发生的这件事，深深感受到压力。

因为直到现在，他这个首辅都没有明确提出自己的治国方略，都是被皇帝和臣子推着向前。

尤其是山西发生的事情，让他真正感受到，自己的地位在不稳。

如果不是皇帝为了稳定把弹劾风潮压下去，估计他现在就有可能被迫去职。

但是皇帝能保他一次，却不一定保下一次。特别是如今的首辅是任期制，他到后年八月底就要卸任。

以他现在的表现，皇帝很可能顺水推舟，让他到期离任。甚至能不能坚持到后年都是两说，有可能中途离任。

这让他深切感受到，崇祯朝的首辅不好当，尤其是他如今还有这么大的权力：

“权力越大，责任越大。”

“皇上在内阁推行责任分工，要求就是权责统一。”

“我是财经委的主任，想让皇上满意，必须把财政问题解决好。”

“尤其是明年辽东要打仗，又是一笔开支。”

去年刚担任首辅时他就和皇帝深谈过，大明最大的两个难题，就是建虏之乱和财政困难。

对于建虏之乱他不是不想插手，甚至向皇帝呈上过弟子袁崇焕所写的《五年平辽策》。

但是皇帝却对此不予理会，只是让他专心本职工作。

韩爌最初还对此有些忿懑，但是在见到其他大学士有关军事的奏疏也是这个待遇、只有负责军机处的大学士在军事上的发言才受重视后，也就明白了皇帝是在推行文武分治，不想让其他人多插手军务。

性情柔软的他，只能把军事上的事情抛开，任由军机处的大学士和枢密大臣处置。

也因为此，他又避开了一个危机，那就是和沈棨通虏案相关的张存仁间谍案。

前面一个案子，就是他遭遇倒台危机的根源。沈棨就是通虏商人的保护伞，山西商人之所以敢通虏，就是因为走通了沈棨等人的关系。

张存仁间谍案影响更大，很多人都认为这个间谍的危险性，要高于天启年间的武长春。

武长春案可是让魏忠贤给魏良卿封了伯爵，张存仁案的奖励虽然没有那么高，一个子爵却少不了。

如果他被牵扯进这个案子，估计就连皇帝也保不下，首辅绝对要换个人。

所以，他现在非常庆幸皇帝没采纳袁崇焕的《五年平辽策》，否则袁崇焕去了辽东再爆发张存仁案，以袁崇焕对张存仁的重用，闹出的影响会更大。他这个老师和举荐者同样说不清，会和袁崇焕一起被处置。

同时，他心里也觉得袁崇焕不可用。这个人的部下祖大寿、沈棨、张存仁接连爆发大案，谁知道他有没有参与、身上有什么隐患。

现在他只期望袁崇焕在云南老实点，不要再闹出什么事来。对军务他也决定不再插手，专注财政方面。

他要在清丈田亩、推行一税制上多下点功夫，争取明年多提供些钱粮，帮助家乡商人减轻军费负担。

——

被韩爌放弃的袁崇焕，此时同样感受到了危险。

在沈棨案和张存仁案接连爆发后，他知道自己回辽东的希望已经无限接近于零了——

朝廷就是无人可用，也不可能用他这个有通虏嫌疑的议和派。

甚至，若非他是在云南任职，现在和建虏不可能有任何联系。估计早就有人弹劾他，把他下狱审问。

现在，西南镇抚使徐本高，就奉命前来问话，让他把辽东议和派、以及有通虏嫌疑的人，全部交代出来：

“袁抚台，这次只是例行问话，你不要有什么压力。”

“这两年你在云南做的事情朝廷都看在眼里，对你是否通虏并无怀疑。”

“但是你的部下通虏的那么多，朝堂上不少官员对此有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