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文种不听，执意留下来继续为越王效力。

果然，后来勾践赐文种一剑，“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

文种被逼之下，无奈自杀。

离开越国的范蠡，辗转来到了齐国，变姓名为鸱夷子皮，带领儿子和门徒在海边结庐而居。

他们戮力垦荒耕作，兼营副业并经商，没有几年，就积累了数千万家产。

范蠡仗义疏财，施善乡梓，他的贤明能干被齐人赏识，齐王把他请进国都临淄，拜为主持政务的相国。

他喟然感叹：“居官致于卿相，治家能致千金；对于一个白手起家的布衣来讲，已经到了极点。久受尊名，恐怕不是吉祥的征兆。”

于是三年后，他再次急流勇退，向齐王归还了相印，散尽家财给知交和老乡，飘然离去。

恢复布衣身份之后的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肥城的陶山），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当地民众皆尊陶朱公为财神，乃我国道德经商的“儒商”之鼻祖。

史学家司马迁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书中有语概括其平生：“与时逐而不责于人。”

范蠡丰富的经营思想，是值得学习借鉴的。

特别注意选择经商环境，把握有利时机，运用市场规律，做事有准备，不盲目。

做到了“据时而动，得失均衡”。

范蠡关于把握时机的全面论述具有很高的意义，具体而言就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按照“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原则，顺其自然、待机而动。

他开创性的提出的“待乏原则”，实际上是要求经营者站在时机的面前，候时转物，超时以待，不要人等货，应让货等人，就像以网张鱼，须迎之方能获猎。

范蠡遵循“经济丰欠循环论”而经商，要准备别人没有的或想不到的货物，这样才能在市场上占据优势。

“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已。”

知道要打仗，所以要从各方面做好准备，知道货物何时需用，才懂得货物的价值。

只有把“时”和“用”这两者的关系搞清楚了，那么各种货物的供需情况和行情才能看得清楚。

“抓住现时，得时无怠”，要清楚时不再来，天予不取，反为之灾。

“从时而追”，处于这种境况要讲究一个快字，指出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